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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称增城治保队长期粗暴执法敛财引发矛盾
\"被打砸烧的大敦村管理外来务工者业务(综治信访维稳,暂住证办理、租房登记等)的办公室。\" 被打砸烧的大敦村管理外来务工者业务(综治信访维稳,暂住证办理、租房登记等)的办公室。

  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简单纠纷案,为什么会引发连续3天的打砸烧聚众滋事事件?一则“打死人”的谣言为何能抵得过政府的公开信息?一群习惯于挥舞棍棒执法的治保队员又为何瞬间被聚众人群“击溃”,一度不敢抛头露面?

  这就是“待解”的“6·11”增城聚众滋事事件。

  大敦村的8万名外来务工者,大部分住在厂家的集体宿舍里,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,空闲时,只能到村里超市门口看会电视,打会台球或上网。他们拿着计件工资,只有在“大厂家”工作的人才有机会有社保。

  这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由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。“治保队”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。外地人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,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,但在他们眼中,治保队员“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”,治安队还制定了一套“大敦村规则”,并借故疯狂地敛财。

  政府在抓“造谣者”与打砸烧嫌犯;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。不过,答案似乎并不复杂,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:治保队,太不得人心了。

  早报记者 于松 发自广州增城

  新塘镇与大敦村,是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的典型代表。在新塘镇,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:1(50万:22万),在大敦村,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:1(8万:7000)。

  许多社会学专家指出:广东等省(市)的一些沿海村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,福利差距造成鸿沟。为此,这些地区的管理创新,显得必要而迫切。

  不过,当地的管理模式与思维似乎并没有质的转变:大敦村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,都20多年了,治保员最惯用的手段仍旧是挥舞手中的棍棒,要么打人,要么罚款。

  这样一个人口与暴力相互倒挂的现状,一旦失控,险情可想而知。为此,在“6·11”事件中,大敦村治保员弃棍而逃,而本地警力连续3日都没能彻底稳定住局面。

  “打死一个,也就50万”

  20岁的孕妇王联梅(四川开江县人)虽已挺着大肚子,但还得经常与丈夫唐学才(28岁,四川开江县人)入夜后去大敦村摆地摊。一些知情人说,他们卖的是牛仔裤,在大敦村摆摊已有3个月,“小王(王联梅)是想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多赚点奶粉钱,才这么辛苦”。“夫妇二人“时刻要提防着治保员,经常‘打游击’,晚上8点后才敢摆摊。”一些商户老板“看他们挺苦的”,就光顾了她的小摊。

  然而,王联梅还是遭遇了治保员。

  增城警方通报:10日21时许,王联梅夫妇占道经营摆摊档,阻塞通道;大敦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对其违章行为进行劝离,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,孕妇(王联梅)倒在地上。

  但知情人梁雅琪等人称,治保员根本就不是劝离,而是直接要扣留王联梅的摊档,“目的就是叫你交罚款。”当时王联梅夫妇坚决不从,“双方才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的”。

  目击者蔡敏等人说,在肢体冲突中,王联梅倒地“一动不动”。这一幕,令唐学才更加激动,也引起了围观群众的不满。蔡敏说,争执在升级,增援的治保员不断增加,围观群众也急增。围观群众报警后不久,民警、政府工作人员与120救护车相继赶到。

  增城警方称,正当民警会同新塘镇相关部门领导将王联梅夫妇送医院治疗时,现场有一些滋事人员不断起哄,坚决阻挠孕妇上车;个别人员投掷矿泉水瓶和砖块,导致3辆警车、1辆救护车以及多辆私家车被砸烂。

  就此,蔡敏说,先是唐学才不让医生把妻子抬上车,其后才是旁人“出头”,他们要求警方先惩办打人的凶手。

  钱娟等知情人则称,事态也并非无端失控的:“缺颗牙齿”的治保队长在现场挥舞手中的铁棒对“起哄”的围观群众喊“打死你们(外地人),一个就(值)50万(而已)”;治保队的嚣张,彻底把外地务工人员压抑已久的积怨激发出来,肢体冲突随即爆发。

  梁雅琪等人说,事态失控后,围观人群开始将硬物砸向了民警与政府工作人员,而在外围,大家在疯传“孕妇被治保员打死了”,因此,不断有人加入了打砸人群。

  在增城官方的多次通报中,均没有提及有人在聚众滋事中受伤。一些目击者称,这是因为双方刚一交锋,治保队就败下阵来:治保队长“趁乱逃跑”,其他治保员也“不见了踪影”,“民警也刻意避开了(肢体冲突)”。

  增城市政府通报:10日晚“部分不法分子”逐步向大敦派出所聚集。不过,目击者称,当时聚集人群直接“冲击”的是大敦村治保队办公楼(一幢3层独立办公楼)。一些知情人说,值班的治保员被上千名聚众人员吓得弃楼而走。冲在前面的人甚至没有遭遇抵抗就冲进了大楼,开始打砸。多名目击者回忆:小崽子们(年轻人)冲进去砸,外面的人一边鼓掌一边高喊“砸得好”。

  增城市政府的消息称:11日凌晨1时许,事件初步得到平息;不过,11日凌晨3时许,又有部分不法分子向清理现场的民警投掷石块、砖块、玻璃瓶等硬物,妨碍民警执行公务;警方将现场带头闹事的25名滋事人员带回调查。

  警方两度称“有效控制”

  11日上午,增城警方通报称:聚众事件得到有效控制;经医院诊断,王联梅夫妇均没有受伤。不过,多名知情人称,在增城警方开发布会之前,就已有几百名群众聚集在大敦派出所“要求惩办打死(伤)人的治保员”。

  钱娟称,聚众人员开始向派出所内投掷砖块与玻璃瓶等硬物。为了防止有人冲进派出所,警方先后向人群发射了两枚催泪弹。

  大敦派出所附近一西瓜摊的老板张亮称,警方发射催泪弹后,有的人就“流着泪”跑到他的西瓜摊“歇脚”,待症状消失后再次去围聚。

  有知情人说,其间,警方通过大喇叭等方式告知聚众人群“昨晚没有人死”,但仍未说服聚众人群。

  钱娟说,聚众人群见“攻不进”派出所,部分人又跑到了大敦村治保队办公室,“再砸一遍,还放了火”。

  一些知情人还称,不断增援而来的警察在大敦派出所与治保队办公室附近进行了布防。不过,一些聚众人员又跑到了200米远的大敦村委会,“砸坏了大门,烧了停在大院内的轿车”。

  钱娟回忆,聚众人群与警方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,“警方在东布防,他们就跑到西,警方赶到西边,他们又跑回了北。”增援的民警将多辆警用大巴停在了村外,一股人就趁民警在大敦村内“兜圈”布控时悄悄跑出大敦村,把那里的警用大巴“给砸了,还烧了”。

  前来增援的久裕村治保队也遭遇了“回击”。多名目击者称, 11日晚,一队人马“杀”到了该治保队办公室,乘虚而入“砸了办公室,还放了两把火”。

  众多知情人称,11日“是闹得最凶的一天”。钱娟称,她跟着打砸人群“看了一天热闹,都累出了病”。而四川达州14周岁的谭晶文(就读小学六年级),混在聚众人群中后竟然“失踪”了。

  不过,增城市政府12日的通报并没提大敦村与久裕村治保队与村委会办公室被打砸烧,也没有公布被烧车辆的具体数字。

  12日上午,增城市政府又通报:事态得t到有效控制,无人员死亡。而王联梅的老公也现身新闻发布会,表示自己和妻子及她腹中的胎儿“都没事”。

  然而,12日晚,聚众打砸烧却再次上演了。这一次,聚众地点转移到了大敦村5公里以外的太阳城加油站与107国道附近。聚众人群不但砸烧了警车,还将砖头砸向了过路的社会车辆。有目击者称:聚众人群针对无辜路人的打砸已近失控,“(他们)见到轿车就砸,10多辆被砸,被烧。”中国石化(太阳城)加油站的员工告诉早报记者,聚众人群甚至还想冲击加油站,后经加油站工作人员“苦求”才作罢。

  13日,又有大批武警与特警挺进新塘。不过,增城市政府至今都没通报12日晚针对无辜群众打砸烧的详情。

  “造谣者”与“不法分子”

  增城市政府称,“6·11”事件是个别群众与治安队员发生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。但为什么一件简单的纠纷案会引发连续3天的聚众滋事事件?

  当地政府提到了“谣言”与“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”,而此前潮州的通报中则出现了“不明真相的民工”。广州市长万庆良等领导称,“打死人”的谣言,经网络传播,蛊惑了人心;部分不法分子有组织的带头闹事与挑拨,加大了维稳的难度。就此,增城警方14日将在网上散布“孕妇老公被活活打死”的陈某抓获。司法部门也加大了对打砸烧人员的侦查力度。警方不断抓嫌犯,增城检察院也批捕了一批涉嫌聚众滋事人员。

  在民间,“聚众滋事者”有组织地偷袭和转移“阵地”,也令人遐想;而“聚众事件演变成不法分子趁乱打砸烧”的声音已被部分人接受。甚至王联梅夫妇都在怀疑“让一些人钻空子了”。

  “6·11”事件伊始,就有人在传“增城四川老乡会”在“带头闹”,甚至有人发微博说:“增城四川老乡会”的会长称打死一个警察奖励50万元。不过,这些说法尚无法考证,增城市政府也没有就这一细节进行通报。

  早报记者曾拨打了两名“增城四川老乡会”成员的电话,听到是媒体采访,一名称“你去问警方”,另一人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不过,“四川同乡会”毕竟是个拿不上台面的灰色组织,它没有固定办公地点,没有明确的组织体系,更没有注册登记过。因此,“增城的四川同乡会”理论上可以有N个。

 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中,有人怀疑11日与12日的打砸烧人员为外来无业人员,并非新塘本地的务工者。理由是面孔都很陌生;他们打砸银行“那是想抢钱”。然而,早报记者在大敦村采访期间,依旧有很多人对政府的公开信息存疑,“谁知道政府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”,“他们(基层政府)说假话也不是一次两次了”。

  19名首批被批捕的打砸烧嫌犯中,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,18岁的就有7人。就此,有人称,年轻人情绪容易被感染,被不法分子蛊惑。可年轻人在打砸烧时,旁边有叔叔与婶婶级别的围观者在为他们鼓掌和叫好,这已很难再用“情绪感染”、“不法分子蛊惑”或“外来滋事的无业人员”来解释了。

  17日,增城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,“6·11”事件很复杂,水很深。不过,他们均未再披露更详细信息。

  “棍棒”下的积怨

  大敦村的打工仔由几百人到几千人再到8万人;工厂老板也大都从“广州老板”变成了“外地老板”(服装利润大降,本地老板转行,将厂房租给了外地人)。外地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,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,但40余名治保员在执法时,还是动不动就挥舞棍棒,打人或罚款。

  钱娟在大敦村工作生活已有20年。她称,这几年,治保队员执法要比过去收敛了一些,但“还是粗暴,完全称不上文明执法”。

  “治保队”还制定了一套“大敦村规则”,并借故敛财。例如,外地人购买摩托车后,不能在大敦村内行驶,必须得去治保队办个“大敦牌”,“否则,抓着就罚款,最少200(元)”。

  倪军等人说,掏50元办个“大敦牌”也成,但办“大敦牌”须有本地人担保。“这一条件太苛刻了,简直就是歧视,本地人压根就不愿意为我们担保。”为此,他们必须出钱(1000至1500元不等)让本地人代办“大敦牌”。

  “还有就是无休止的罚款。”四川籍老板徐军称,他几年前曾买了一辆三轮车,因无法办理“大敦牌”,“一天被抓好几次,每次都要罚,少则100元,多则300元。”后来,他交纳了1000元“保护费”(有效期1年)才避免被重复地抓、罚。

  “摆地摊的,抓住了也是罚款。”大敦村街头水果摊主王玲夫妇称,曾两次被治保员抓住,被扣了车(三轮车),“必须要交200元钱罚款才会让你走。”

  村外人也在抱怨。那些没有“大敦牌”的摩的司机称,被抓住少说200元,不交钱就扣车,你反抗,他就打。为此,很多摩的司机称:“若不是这次治保员被群众打跑了,我都不敢带你进(大敦)村的。”

  据公开报道,大敦村治保队员2009年曾因查处摩托车挥舞钢管将他人打成了脑震荡。有人还称,治保队借故敛财“简直都疯了”。有企业老板与务工者称,生意清淡时,几个人围在桌子前玩几把小牌,“5角钱一局的”,也被治保员抓去了,把人关在治安队办公楼的楼梯拐角处,要么关你3天,要么家属拿钱来赎人。

  有些女性务工者描述了治保员查暂住证(现为居住证)的粗暴:他们不敲门,一脚把门踹开。而有些企业老板说,前几年收治保费与卫生费时,治保员“收债一样的凶相”。

  在大敦村,外地企业老板每年都要向治保队交纳一定数目的治保费与生活费。具体金额依厂房面积与区域位置,数额由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。不过,他们称,治保员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,“会查你的摩托车,一样会收拾你”。

  一直以来,不断有人质疑治保员执法合法性,“他们罚款不开(罚)单”。多年来,有人投诉到了政府,也找过媒体,“但均没结果”。有群众很疑惑:大敦派出所就在大敦村内,安保工作为何还要交给治保队?就此,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告诉媒体:城中村警力不足,所以有的村子才花钱组建了 “治安联防队”。

  不过,有知情人却分析:有治保队在,一年就能收几千万元的治保费;若警方负责片防,再收钱就师出无名了。

  早报记者在大敦村见识了“大敦牌”,从牌号上判断,“大敦牌”至少已发放了3500多块。公开资料显示:大敦村内车辆一律要办“大敦牌”,这一规定从2007年6月就开始实施了。村治保队竟然会有发车牌的权限?当年,就有媒体找到了当地警方,得到的答复是:属村内的事,不会干预。

  大敦村治保队的“江湖”

  综合知情人的各类信息,大敦村的治保员,以前都是大敦村本地人,多数系“当兵退役后,进入治保队的”;后来,随着大敦村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,很多本地年轻人不再愿意巡街了,于是,大敦村开始从新塘镇的其他村子招聘治保队员。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也曾称“治保队(也称‘治安联防队’)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”。

  治保员在大敦村的权力“很广也很大”。他们不但巡街、抽查居住证,还充当着车管、城管与交警的职能,抓“黑车”,驱逐地摊贩,罚款。

  钱娟说,大敦村治保员的工资不是很高,“每月在2000至3000元之间”。但这份差事“不差钱”,“他们罚款,不开(罚)单。”不过,这笔钱,治保员与治保队之间具体如何分成?有人说,是要上交给治保队,拿提成。不过,治保员的罚款太随意,那些事主没做什么抵抗就闷声交了钱,治保员也难保不会将罚款装入自己的口袋。

  对于治保费与罚款的去向,大敦村一些本地村民也认为这是个灰色地带,容易滋生腐败。(应采访对象的要求,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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